中国社评网讯 随着经济发展、医疗水平的提高和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中国的人口在近半个世纪来已经完成了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转变的过程。与此同时，很多传统的家庭行为也发生了变化，家庭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也受到了社会制度与现代观念的挑战。那么，中国当前的家庭呈现了何种特征？在未来会怎样发展？我们将婚姻与同居、离婚和生育几个角度进行探讨。
一、初婚年龄推迟，不婚率增加
早婚与普遍婚是中国传统家庭行为的一大特征，然而随着高等教育扩张，年轻人在校时间更长，普遍推迟了进入婚姻的时间。此外，更多的女性希望在职场中有所发展，不愿早早进入婚姻生养子女。下图显示的是中国男性与女性初婚年龄的中位数随着出生年份的变化，总体来看呈现不断推移增加的趋势。在1980年以后出生的女性和男性中，初婚年龄中位数则分别上升到了23～24岁和25～26岁。根据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8年的数据显示，1985～89年出生的女性，接近10%在30岁时是未婚状态，同一出生世代的男性，也有四分之一在30岁时未进入婚姻。
男性与女性的不婚率也有着显著的上升，在某些群体中尤为明显。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对于1970年代出生的男性，如果仅具有小学教育水平，约有四分之一可能终身无法进入婚姻。对于同一出生世代具有研究生教育水平的女性，约有10%在40岁时未进入婚姻，相信这一趋势在年轻的群体中将会更加明显。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大部分中国女性仍然具有“向上婚”的倾向，即寻找比自己社会经济地位更高的男性作为配偶，这便使得低教育男性和高教育女性群体中有着更高的不婚率。
二、同居大幅上升，婚前怀孕很普遍
伴随着婚姻年龄的推迟与不婚率的上升，同居成为了了年轻世代组成家庭的新方式。根据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显示，婚前同居的比例从在50后、60后中的不到5%，上升到80后中的接近30%。在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中，婚前同居的比例已经超过40%。造成同居率大幅上升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观念的开放使得婚前性行为更为广泛被接受，形成了同居的基础。求学、工作而造成的大规模迁移，使得很多年轻人不受到父母的约束，自由选择生活方式。考虑到大城市中较高的生活成本，尤其是租房支出，很多年轻人选择同居，一方面可以节约生活成本，另一方面可以作为进入婚姻的磨合期。然而与许多西方国家不同，同居在中国并没有成为婚姻的替代，同居的周期较短，平均约为10个月，部分同居伴侣进入了婚姻，另一部分以分手告终。
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我们计算了出生在不同年代的男性和女性婚姻存续的风险曲线（如下图）。可以看到，在50后和60后群体中，婚姻稳定度非常高，在结婚20年内离婚的比例不超过3%。在70后群体中，这一比例小幅度上升，仍不超过5%。在80后群体中，离婚率进一步上升，对男性而言，婚龄10年内离婚的比例约为6%，女性约为5%。与中国以往的婚姻关系进行纵向比较，年轻人中离婚的比例越来越高。但是横向进行国际比较，中国的离婚率仍然处于较低的水平。以美国为例，接近一半的婚姻以离婚告终，中国的离婚率远未达到这一水平。与其他东亚国家相比，日本、韩国的80后群体中，超过15%的婚姻在10年内解体，中国的80后离婚率与之相比也处于较低的水平。因此，中国的婚姻整体还维持在较稳定的水准。
四、普遍生育与低婚外生育
中国的生育率自2000年以来就维持在更替水平以下，虽然在2016年全面放开了生育二胎，生育率并不如预期那样迅速增加，高龄女性的二胎生育需求在2017与2018年已大部分释放完毕，2019年的新生儿数量可能创造近年来最低水平。然而，在这一低生育水平的情况下，生育在中国是否还具有其他特点？我们将从婚外生育和婚内不育两个方面进行考察。
从上图中我们可以看出，女性平均生育子女数量随着出生年份不断下降，虽然70后与80后女性有部分仍未完成生育周期，但生育率短期内无法回到更替水平已经是人口学界的共识。但与此同时，可以看出，婚姻内的生育行为仍然是非常普遍的，已婚不育的比例非常低，60后女性中仅有1.2%的女性婚后未曾生育子女。根据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显示，在70后的已婚女性中，2016年仍未生育过子女的比例也不到3%左右。这表明，丁克家庭在我国仍然很少见，婚姻与生育对于女性而言是捆绑在一起的，进入婚姻即意味将生育子女提上日程。此外，非婚生育在中国依然非常罕见，仅有不到1%的女性在生育子女后依然维持未婚的状态。这一极低的婚外生育率一方面与计划生育政策有关，即对未婚生育子女征收社会抚养费，另一方面，婚姻在中国仍然被认为是生育和抚养子女不可或缺的机制。
五、如何理解新变化？
中国家庭目前发生的主要变化，都可以放在第二次人口转变这一框架下进行理解。1987 年，Dirk van de Kaa提出了“第二次人口转变 ” ( The Second Demographic Transition) 这一概念，用以解释生育率为何持续低于更替水平，并预测在经典人口转变完成后，社会整体人口结构的走向以及个体家庭行为的变化。根据第二次人口转变的理论，在后工业化时代，家庭观念变化、个体主义兴起和女性教育水平的提高对传统的家庭行为形成了很大的冲击。
随着人们更多的追求自我价值，婚姻不再是必需品，进入婚姻的驱动力越来越弱。而随着传统家庭观念的弱化，婚前性行为不断被社会认可，同居逐渐可以很大程度上替代婚姻的功能，这便使得同居的大幅度增加。大量女性接受了高等教育，其中相当一部分不再想早早进入婚姻，而是更期待在事业上有所成就。中国当前不断推迟的初婚年龄、增加的不婚率与较高的同居率正符合这一变化趋势。
然而，传统家庭观念在中国仍然起着很大的作用。在大量西方国家中，随着婚姻的“去制度化”，婚姻与生育的关系也被解绑，出现了大量的非婚生育。然而在中国，虽然受到政策限制非婚生育得不到政府的认可，但更重要的方面是，中国的家庭仍然是以子女为中心的，中国父母对子女大量的教育投入也印证了这一点。在这一情况下，完整的家庭被认为是养育子女的必要条件，因此我们认为，即便没有政策的限制，非婚生育在中国也不会成为普遍的现象。除此之外，在中国，婚姻与生育依然紧密联系在一起，很低的婚内不育水平表明，生育被认为是婚姻内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个体主义的兴起和女性社会地位提升被认为是造成离婚率增加的重要原因，然而在中国，离婚率虽然略有上升，但远未达到西方国家与东亚其他国家的水平。造成这一现象的很大原因，仍然与重视子女这一观念有关。考虑到大量夫妻在进入婚姻后即生育子女，绝大多数已经生育的夫妻仍然会维持婚姻的稳定性，因而我们预测我国离婚率在未来一段时间还将维持较低的水平。
当前正在发生的家庭变化也是导致中国当前低生育率的重要机制。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在一段时间内选择同居作为婚姻的替代，这造成了人们初婚年龄的不断推迟。但与西方国家不同，由于受到传统观念的影响，婚外生育仍未被社会与家庭认可，因此高同居率并没有带来大量的婚外生育，而婚姻仍然是人们生育行为发生的必要条件。这样一来，晚婚造成了女性生育时间的延迟，随之带来的二胎与高胎次生育的减少则使得中国生育率结构性、长期性地低于更替水平。此外，在女性社会经济地位不断提高的情况下，传统婚配模式造成了部分群体不婚率的增加，这进一步降低了社会整体生育水平。因此，中国家庭未来面临的挑战，主要是应对部分群体的婚姻需求和提高生育水平，这一方面需要政府开放生育政策、增加儿童福利，另一方面，人们家庭观念的进一步转变也是至关重要的。
本文参考文献：於嘉、谢宇，中国的第二次人口转变。人口研究，2019，43(5):3-16。
（作者於嘉为北京大学社会研究中心助理教授，谢宇为北京大学社会研究中心教授暨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