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疫情一出现，人民群众就开始了英勇悲壮、可歌可泣的抗疫斗争。广大患病群众的求医问药自不必说，八位医生甚至付出了被训诫的代价。
社会疫情(以下简称疫情)大约在1月中下旬局部爆发;23日“封城”，扩展为全国性疫情;多处出境，波及世界。抗疫成为以中国人民为主的全世界人民的一场伟大斗争。疫区人民互相帮助，医患群众相濡以沫，协力苦战，无以尽述;全国人民踊跃支援、众志成城，感天动地。
疫情肆虐之际，社会弊病如影随行。且不说隐瞒疫情、招致扩散、贻误战机、无谓牺牲……等等、等等，就是抗疫物资，也往往不能及时到达一线医护群众手里。寿光捐的新鲜蔬菜，有被拉到超市一卖了之的“部署”;各地捐的医用口罩，有派不上医护之用的“指挥”……四面八方的支援，并非力尽急需之处。
从1月23日到2月5日，第一个14天(感染最长潜伏期)结束。据说封城市卫健委2月5日开会，要求争取在2月5日晚24时收治所有确诊病人。可见在此之前，确诊并不等于收治;而且此时也还是“争取”(中国话“争取”的意思大家都懂)。不仅确诊不等于收治，“隔离”、“封城”这些，更不可能等于救治，而只是雷厉风行的战疫措施。据网传群众反映，市政府有将安排患者住院的权力交给社区，推卸责任。惊恐的民众焉有不逃亡，新冠病毒焉能不加速扩散?一下子就能飞到法国，周边省市不可能幸免，传播能力远胜蝙蝠。
看来，牧者确实需要拿一种情绪氛围把惊恐的羔羊安定下来。“封城”伊始，宅在家里过年就成了为国“贡献”的概念。就在这时，我们看到了当地一位九十多岁的很有影响的老革命同志的对策：不出门，静下心来认真读五篇文章。这个对策于个人来说甚好甚妙，然而对那些不得不出门的、疑似的、确诊的、求医的、得不到收治的……来说，很容易被误解成类似当年托陈取消派的调调。后来年过得差不多了，空气又重新变得愤怒起来，过年可以，过大年也能忍受，但过太伟大的年不行。2月3日，《范景刚：不妨考虑向湖北、武汉派工作队》;2月6日，“旗帜时评”《提议开展对口支援，驰援湖北其它地区》，表现出人民群众积极解决抗疫中弊病的态度。
然而抗疫的根本力量，完全出自人民;解决时弊，单靠官方的改进也肯定不行。不信!那就扪心自问，官方从开始到现在的表现，是不是贯穿着消极抗疫、积极维稳的方针呢?
官方抗疫的消极是必然的。这并不是说官方抗疫中的每一个个体都必然是消极怠政的，恰好相反，它的许多成员个体是积极的，最高领导人也不乏感人的事迹;只是它的整体的消极性质，必然淹没无数个体积极感人的个人事迹，构成总的消极抗疫效果。这是历史规律：……地主阶级用朝廷国家来统治，资产阶级和现代官僚阶级用政府国家来统治，无产阶级和平民无产阶级是用公社国家来专政的，其政体是自治——劳动人民自己管理自己……;也就是说，只有无产阶级专政的公社国家(例如毛主席时代的公社–革委会政权)，才是“治”与“被治”实现了高度统一的、因而也是人类目前最先进的、空前高效低耗的社会治理方式。当今世界，一切剥削阶级“人治于人”的产业化社会治理体系，穷途末路，终将在某一天早上被天价的社会治理成本拖垮、被天量的社会矛盾负担累死。历史的规律不可抗拒!官方的消极抗疫，正循此例。
同时，他们的消极抗疫归结于积极维稳，也是必然的。“无论是中国的反动派，或是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都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毛泽东《将革命进行到底》)社会越背弃劳动人民自己管理自己的天然稳定，就越要靠剥削阶级的人力来维持它的稳定;剥削阶级的统治越反动，它的继续存在就越需要更积极地维稳;当疫情振动社会时，他们就必然把抗疫的消极等值或超值地翻转成积极，并添加到维稳上去。
官方有官方的抗疫，人民就必须有人民的抗疫;官方有他的抗疫方针，人民就要有自己的抗疫方针。
人民群众、尤其是医患群众，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真心抗疫，治病救人。这个正当的愿望在实现的过程中受到了阻碍，就要开展维权斗争。为了真心抗疫、治病救人的愿望得以实现，为了维权斗争得到胜利，人民群众只能从根本上靠自己的力量，才能获得有效的帮助和发挥这些帮助的作用。
人民自己的抗疫方针是：抗疫维权，自力更生。
正确的方针，是路线与(路线统领下的各项具体)政策和策略之间的连接器。方针错了，路线就会被架空，路线自己的政策和策略就会像零件一样散落一地，进而被对方的路线捡去，并组装成他们的方针政策打回来，这是最危险的武器。如果抗疫的根本力量不把自己分散在每个人心里的共同愿望凝聚成一致行动的正确方针，那么，一切真心抗疫治病救人的愿望就会落空，就会被消极抗疫牵着走——牺牲人民群众的财产、健康和生命去维持剥削和压迫的稳定。
人民实行抗疫维权、自力更生的抗疫方针，不仅必要，而且必然。
为民做主、造福人民，这是一切剥削阶级的统治方针;造福、赐福一回事，总之都是不承认人民群众创造一切。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这是历代人民改造世界的方针;臣民如此，公民如此，党民也如此。疫民当然如此。现在人民还完全在党国的组织之下，如果抗疫完全没有人民独立自主的成分，那么人民就只好完全顺从官方消极抗疫积极维稳方针的摆布，付出财产、健康和生命的无谓牺牲。2020年1月18日4万家庭参加“万家宴”过后出现多个“发热门栋”，众多医护人员的被感染和病逝……，这笔惨痛的教训，是最鲜活的例证。人民在抗疫中争得了多大程度的独立自主，人民抗疫就能得到多大程度的保证。人民抗疫必须维权，只有落实了人民的权力，才能有人民的抗疫，才能有稍稍挣脱一点剥削和压迫的、纯粹治病救人的抗疫。近几天来，在人民的斗争下，“一刀切”式的严重妨碍群众生活的官僚式“封闭”状况已经有所改善;疫情轻重缓急，已经得以初步区别对待，这是人民斗争的初步结果，须再接再励。
自力更生是坚信只有自己的力量才能给自己带来好运，不是不食周粟。原始社会末期，有伯夷、叔齐两兄弟，看不惯充斥暴力的社会;因为不赞成建立周朝的暴力革命，怀念人类不曾有战争的美好时代，隐居到首阳山上，采食野菜，宁可饿死也不吃周朝的粮食。哥儿俩气节可嘉，超级傻帽;粮食又不分朝代，全是耕者种地里长的，跟暴力不暴力有毛关系呀。现在，官方掌控着的抗疫资源、技术和信息，都是人民创造的，本就一切属于人民，人民当然有按自己的意志自由使用的天然权力。医院和科研所是人民建的，花费的钞票只不过是用比手纸要好点的纸印出来管理生产建设的手段;医生、护士和科研人员，绝大部分是人民，甚至，无职无权的广大一线公务员也是人民;技术是科研人员的也是人民的劳动成果;信息是人民创造的一切劳动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可是，可是事关人民生命和健康的抗疫，却被一误再误，险些不可收拾又还不好好收拾。人民抗疫，不自力更生行吗?人民必须靠现在还能自理的点滴力量，去觉醒被病毒瘫痪着的全部体能，最后战胜病魔，这就是真正的自力更生。那些一听说自力更生就立马去搞不给政府添麻烦的机灵人，不是脑子进了坏水，就是良心大大的坏了。网络时代，良心坏了也是极其危险的传染病，人民抗疫事业必须及时对其实行隔离治疗。
抗疫维权–自力更生是人民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一贯方针在抗疫阶段的表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针在1976年以前是贯彻得比较好的，九亿人民意气风发，身强体壮;此后便被几十年来的新闻联播大好消息浸泡、发霉;WTO以后，更成了旧书里的词儿;扶贫扶到了最后一年，骨质疏松却还浑然不知。这时疫情突然爆发，茫然无措之际，人民重新拿起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实属无奈，历史必然。抗疫维权–自力更生胜利完成以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历史发展前景才会更加广阔、更加辉煌。
人民实行抗疫维权、自力更生的抗疫方针，首先要清除思想病毒，加强思想武装。
先要澄清有没有基因武器的问题。人类在狩猎中发明了刀剑;刀剑用于战争，成为武器;人类在狩猎中发明了弓箭;弓箭用于战争，成为武器;人类为生产发明了炸药;炸药用于战争，成为武器;人类发明了核能技术;核能用于战争，成为武器;人类发明了基因技术;基因技术会不会用于战争，成为武器呢?这个，被战争贩子的和平生意搞成了一个问题——一个似乎永远也不可确定的问题。不!这根本不是人类的疑问，帝国主义意味着战争，这时人类一切新发明的技术，都必然被帝国主义(包括社会帝国主义)国家用于战争，成为新技术武器。希望这次疫情死难的同胞，能成为终结性的证明。既不要听“阴谋论”瞎扯、打岔，也不要被“太平论”催眠、昏睡，因为“阴谋论”与“太平论”的假吵，往往是想把矛盾转移到外边去的人与想把矛盾粉饰掉的人演的双簧，不要上当。
引发疫情的病毒来源还没有查清。在野生动物还没有确凿能力承担起疫情病毒来源责任的情况下，人类还只能天然地暂时独自保管这个责任。尽管要十分尊敬善良人自发的每一个善举，因为它是人类上升为理性的大善的源泉;但是，也一定要时时处处懂得：当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作恶的时候，人类既不可能按科学家或医生这样的职业来划分善恶，也不可能靠善良的科学家和医生阻挡罪孽。诺贝尔就既没有挡住他发明的炸药制成武器，也没有用他的奖金避免核武器的诞生。研究的目的，天然在于发明;故研发已经联用。世界各地的“病毒研究所”，名皆不正，都亟待改正，叫“抗病毒研发所”才不悖人伦。这次是天灾还是人祸?在暂时还不能确定时，人民只有在思想上做了最坏的打算，才可能争得最好的结果。
什么狗屁中、西医之争，其实是人民医疗与特权医疗之争、与产业医疗之争——是健康医疗与压迫医疗之争，是医疗卫生与医疗剥削之争。没病不死人，死人必有病，人类总会存在着一些不治之症，用绝症来单方面否定中医或单方面否定西医的屁话，都是诡辩。不是吗?人民群众所主张、所坚持的中医，是劳动人民掌握在手的、不花钱少花钱不受“大师”“ 秘方”蒙骗的、祛病驱邪强身健体行之有效的中医;人民群众所主张、所坚持的西医，是不被资本和权力垄断的、不花冤枉钱不受砖家骗子讹诈的、救死扶伤保障健康行之有效的西医。这样的中、西医，人民群众早就把它们结合在一起用着了，犯不着“好心人”来挑起争端、挑长捡短、主持“公道”。反动派所反对的中医，是断了官医财路的人民中医，反动派所反对的西医，是掐了资医“病源”的人民西医;他们的反中、西“医”也早就结合在一起了——形成了官资联盟的压迫医疗和剥削医疗。反动派的官资医疗一直遭到人民医疗的斗争，同时也不断发生官资内讧，于是就不断“医改”，不断协调官资矛盾，不断深化对人民医疗的压迫和对人民的医疗的剥削，成了今天这样。
人民实行抗疫维权、自力更生的抗疫方针，靠群策群力，须摒弃资产阶级和现代官僚阶级的方法。
人民抗疫斗争是人民群众自己实行的运动。人民抗疫方针的精神实质不是外在于人民群众的教条，而是内在于人民群众队伍的实践认识，因此，它只能进入身处疫情的广大群众的头脑，才能变焕出丰富具体、灵活机动的政策和策略，有助于群众摆脱疫情痛苦，取得人民抗疫斗争的胜利。必须摒弃资产阶级和现代官僚阶级那种脱离甚至背弃群众、闭门造车、顶层设计的剥削阶级方法。
当今，人类共产主义解放运动正处在第二次大分裂的深入发展中。第一次大分裂是从马克思恩格斯晚年开始的，到列宁领导俄国十月革命成功，胜利完成。共产主义解放运动从人类社会民主解放运动中分裂出来，由社会民主解放运动中的无产阶级派别运动上升为独立承担人类解放任务的社会共产解放运动，它是人类发展到帝国主义时代的历史必然。第二次大分裂是从中苏两党分裂前后开始的，经历了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伟大实践，当前正在发生着从感性上升为理性、从空想上升为科学的历史飞跃，它是人类发展到社会帝国主义国家时代的历史必然，还远没有胜利完成。这种时期的一切群众运动，都必须特别注意同时摒弃资产阶级和现代官僚阶级影响的毒害，才能避免失败;都必须特别注意总结人民群众(尤其是平民无产阶级)的首创，才能有所胜利、有所前进。当前人民抗疫斗争也不例外。因为，第一次分裂时，(伯恩斯坦和考茨基为代表的)修正主义的阶级基础是在社会民主运动中夺取了政权的资产阶级，而第二次分裂时，(赫鲁晓夫和邓XP为代表的)修正主义的阶级基础则是在社会共产运动中夺取了政权的现代官僚阶级;马克思主义还需要在与现代官僚阶级修正主义的斗争实践中找到新时代的存在形式。
人民抗疫斗争很可能是需要“钢筋”的群众运动。群众运动有两种，一种是自发的，场面如同改开初期人山人海涌向火车站挤上绿皮车……南下打工;另一种是自发基础上造成的自觉行动，场面如同工人士兵万众一心蜂拥而至攻打冬宫。后一种群众运动是需要足够量和质的“钢筋”的群众运动。一方面，WTO以来，借助小官僚小资产阶级领导的新左翼运动的兴起，经过一场有声有色的反对改旗易帜的斗争，人民在各地都形成了一些微弱的左派力量;经过批判现代官僚阶级修正主义的斗争，经过充分而认真的思想分裂后，越来越存在着给群众运动提供“钢筋”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当此疫情爆发之时，正值世界经济衰退和危机、世界资产阶级和现代官僚阶级向人民不断转嫁衰退转嫁危机、社会矛盾难以继续维持原状之际;人民抗疫斗争完全维持自发状态的可能性较小，上升到一定自觉状态的可能性日益增大。这两方面的综合结果，不言自明。预则立，不预则废。
人民实行抗疫维权、自力更生的抗疫方针，须适应各阶段的变化，因地因时施展。
预计疫情会经历三个大致阶段：潜伏爆发阶段、持续危害阶段、减退消除阶段，现在刚刚进入持续危害阶段。现在由于病毒来源不明，潜伏期上溯何时还无以考订，但潜伏爆发阶段大致可视为2月5日(即1月23日“封城”14天时)结束，随后疫情渐入持续危害阶段。疫情持续危害阶段和减退消除阶段各有多久，现在还不能在时间上确定。
潜伏爆发阶段，规定整场疫战的盘子大小和性状，同时决定持续危害阶段的任务，并对减退消除阶段的结果给予客观影响;持续危害阶段，决定疫战各方的胜败，并对减退消除阶段的结果给予主观作用;减退消除阶段，综合疫战各方所面对的整场客观条件和发挥的主观努力，决算各方得失成败。
例如，“疫情持续危害阶段会有多久”这个问题，就是由潜伏爆发期的一系列主、客观因素规定的。主观上“稳定压倒一切”，处置自然疫情怎能不延误?客观上就是这么一个雇佣化产业化的医疗防疫体系，自作孽又怎么扛得住?结果“一切被病毒压倒”，整场疫战的大盘子就这么定下来了。这个阶段的特点是各种问题全面暴露，充分深入则有待发展。对应地，这个阶段人民抗疫的特点主要是全面抨击官方抗疫弊端，督促官方改良作为;其次是零星探讨自救(自制口罩、自拟药方、交流信息、交流其它防范措施等等)。
又例如，官方抗疫与自然疫情的物质较量、人民抗疫与疫情的物质较量，都主要是在(由前一阶段规定了的)自然疫情持续危害阶段进行。这几天传来的消息，重疫区全城消毒、全市小区“封闭”、官方走马换将……初战转为决战;它的路线方针政策一时不会转变，“一刀切”过度封闭、阻碍群众合理复产、借故减发工资……官资仍然少有减轻剥削压迫、与民共赴疫难的诚意。这一阶段的人民抗疫，理想的状态是：在前一阶段抨击弊端、督促改良的基础上，主要地转化为实行广泛的自组织有效自救;但是，因为历史发展的不足，由现代官僚阶级领导群众运动(其实就是不领导)的旧时代还没有被送走，由平民无产阶级领导人类解放运动的时代还没有成熟，所以，现实中还没有或极少有满足这种理想的表现。如果没有及时的改变，仍然具有很大自发性的人民抗疫的直接物质成效会是很小的。
再例如，从历史一般经验看，当疫情持续危害阶段发展到减退消除阶段时，疫战内容也将从与自然疫情进行物质较量为主转变为各方争夺抗疫成果为主;向人民群众转嫁经济损失和人民群众进行反抗的矛盾，将上升为疫情减退消除阶段的主要矛盾。如果人民抗疫斗争发展得好，如果在疫情持续危害阶段的抗疫斗争中形成了许多抗疫自组织，那么，在减退消除阶段，人民群众方方面面的抗疫任务都会客观地集中到维护自己经济利益上来;能不能在主观上也做到这点，则要考验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者了。自然疫情带给劳动人民的损失，总是绝对性大于相对性的，健康和生命的失去，无法挽回，物质生产耽误了，也无法补救;但是疫情带给剥削阶级的损失，却总是相对性大于绝对性的，因为物质生产对剥削阶级来说并不具有绝对意义，它在很大意义上来说只是他们剥削存在的手段、载体或本身，他们只要在疫情过后加大剥削(公开的说法叫“生产” 或“经济”)规模和加重剥削(公开的说法叫“利润” 或“盈利”)程度，他们在疫情中的剥削“损失”就可以捞回来，甚至得到更多。现在全世界的资本家都相信这一点，他们相信大国的垄断力足够强大，订单搁一搁无法跑掉，他们已经在把疫情作为股市一波大行情的起点了……;帝国主义时代的生产力水平相对于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来说，是大幅度超越了的，在剥削阶级统治者眼里，一场疫情的损失好比一场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损失，不但可以用强大的生产力轻松克服，而且还会刺激生产(其实是剥削)发展。发展什么呢?发展两级分化!劳动人民生产得越多，就越陷入相对贫困，就社会地位越低下……，就越遭受各种各样的苦难!人民、尤其是劳动人民现今遭受的疫情苦难，不正是人民现今低贱的社会地位所导致的吗。怎么办?先从人民抗疫成果转化成人民经济地位改善开始。
疫情带来社会危机;社会危机带来社会改变，也就带来劳动人民改善社会地位的一般客观条件;改变社会地位的基础工作是改变社会经济地位，改变社会地位的一般客观条件同时也是改变社会经济地位的一般客观条件;劳动人民改善社会经济地位的一般客观条件总是包括物和人两个方面，这个物的条件现今表现为剥削者维持不下去的生产资料占有及其旧运转(雇佣)方式，这个人的条件现今表现为相对应的劳动者失业及其原来就业(出卖劳动力)性质也难以维持。
疫情带来社会意识危机;社会意识危机带来社会意识改变，也就带来劳动人民改善社会地位及改善社会经济地位的一般主观条件;劳动人民改善社会经济地位的一般主观条件总是包括：大多数劳动人民的觉悟和先进分子的觉悟这两个方面。
大多数劳动人民的觉悟和先进分子的觉悟一旦结合在一起，社会发展就表现为“反作用”过程——劳动人民改善社会经济地位的一般主观条件和一般客观条件结合一处，被发挥成具体结合并导致劳动人民社会经济地位改善的具体存在，导致劳动人民整个社会地位改善的具体存在，使社会得以改变;社会改变带来社会危机的真正解决，社会危机的真正解决带来自然疫情及社会疫情的彻底解除。
总之，新冠病毒疫情是一场特殊的社会危机，它存在着：官方抗疫与人民抗疫的分离、人民抗疫借助社会危机形成一定的抗疫自组织、人民抗疫自组织在疫情结束后发展成一定数量和规模的劳动者所有制自组织经济(其原则是内部杜绝劳动力买卖并实行管理义务化)、形成自洽的政治……等等客观可能性，而人民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要考虑到这些客观可能性，才会有更充分的、更正确的发挥。
进步还是落后，不在于现状而在于方向! （中国社评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