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截至2月25日，中国累计确诊新冠肺炎病例仅有7.8万例，现有确诊病例为4.56万例。
同日，世界卫生组织赴中国考察专家组负责人、世卫组织总干事高级顾问布鲁斯·埃尔沃德在日内瓦世卫组织总部举行记者会上，不止一次用“太震撼”一词盛赞中国抗击疫情取得的非凡成就，并说：“按照一般流行病学规律，类似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会有一段病例迅速上升期。专家们一致认为，中国强有力的干预措施显著改变了疫情蔓延‘曲线’。”[张力友整理：《中国抗疫的这一幕，震撼了世卫专家》，《中国青年报》2020年2月27日。]
与此相呼应，网民盛赞“举国体制”、盛赞社会主义制度的舆论潮，空前高涨。
然而，鲜为人知的是，早在半个多世纪前的“举国体制”建立之初，几近白手起家的新中国临床医学界，就开创了毛泽东时代领先世界的医术新成就——断肢再植。
由此留下的，不仅仅是新中国老一辈医务工作者屹立世界医学科坛云端的荣誉，还有昭示“中国道路”真谛的丰富的思想资源——引导“为什么人”和“靠什么人”的社会学终极思考。
一、世界首例人体断肢再植，医生无准备，上阵不畏惧
世界首例人体断肢再植的奇迹，在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诞生。
1963年1月2日，一辆飞奔的三轮车将右手腕部完全被冲床轧断的上海机床钢模厂工人王存柏，拉进了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急诊室。后面跟进的工人捧着一只已经断离肢体还戴着手套的右手，一进急诊室，就苦苦央求：“大夫，把这只手接上吧!”
此时，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的骨科刚从外科分出来，只有三名医生和一二十张病床，没有主任，不能独立安排值班，技术顾问聘请瑞金医院过邦辅教授担任，业务和行政管理均归属外科，做这类在全世界都没有先例的外科手术，不要说尚在“创建”中的骨科，整个医院都毫无准备。
中国人的宗法观念根深蒂固，崇拜权威迷信洋人又是旧中国知识分子的痼疾，按说，老外都不能做的手术，中国医生一推了之，天经地义，情理之中。
然而，自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升起的那一天起，新中国从精英阶层到草根庶民，都无一例外地经历了一波又一波前所未有的灵魂洗礼，其矛头直指阶级统治根深蒂固两千多年的等级秩序和等级意识。
针对许多人不同程度的迷信洋人、古人以及崇拜权威的社会积习，人民领袖毛泽东一再提倡破除迷信，发挥人民群众的创造力。他一次又一次向全党全国呼吁：
青年人比老年人强，贫人、贱人、被人们看不起的人、地位低的人，大部分发明创造，占百分之七十以上，都是他们干的。百分之三十的中老年是有干劲的，也有发明创造。这种三七开的比例，为什么如此，值得大家深深地想一想。结论就是因为他们贫贱低微，生力旺盛，迷信较少，顾虑少，天不怕，地不怕，敢想敢说敢干。如果党再对他们加以鼓励，不怕失败，不泼冷水，承认世界主要是他们的，那就会有很多的发明创造。[转引《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第11~12页。]
面对世界无人攻克的临床医术堡垒，是毛泽东开创的新时代，为一位普通工人超乎常理的请求，为一群年轻医务工作者展开一场前所未有的临床医学科技攻坚战，打开了一路“绿灯”。
接收伤员的第一人是急诊室护士长华景燕，她没有拒绝，立刻报告了在急诊室值班的进修医生奚学荃。奚学荃也没拒绝，马上报告了骨科医生陈中伟。
断肢再植技术的关键在于吻合血管，这是断肢能否成活的决定性条件，也是整个断肢再植的技术难关。通俗地说，断肢再植后，有没有感觉，在神经;有没有力量，在肌肉;而能不能成活，在血管。比较而言，接骨头简单，是个骨科医生就能干，缝合神经也不太难，缝合肌腱、肌肉和皮肤就更容易了。断肢再植技术难就难在吻合血管。成人的腕部血管的直径只有两毫米左右，不仅要接上，还要保证血流畅通、不渗漏，还得以高超的技术防止出现血管栓塞，所以，吻合血管的难度远远超过对接、固定、缝合其他组织。
33岁的骨科陈中伟医师对断肢再植常识一无所知，不但“从来没做过，也没有看到世界医学文献上有报道，也没有听到老师说过”[《陈中伟：中国科学院院士，“世界断肢再植之父”，完成世界首例断肢再植手术》，2003年7月17日，央视国际：http://news.cctv.com/program/dajia/20030717/100853.shtml]。他随即向分管骨科的外科副主任钱允庆医师和外科党支部书记王智金医师作了汇报。
钱允庆医师是早年留学德国慕尼黑大学的医学博士、我国器官移植学的创始人、著名的外科学家和外科医学教育家裘法祖教授的高足弟子，当时38岁，虽然在上海血管外科领域颇有名气，但对吻合小血管技术很陌生。
在那个鼓励年轻人“敢想敢干”提倡“大跃进”的年代，钱允庆没有怯步，作为行政上的领导和血管外科专家，他当即果断拍板：“你们把患者先推进手术室准备手术。我这就去图书室查资料，看看血管怎么接，马上就到。”
显然，断肢再植最关键的吻合小血管技术另有发明人，且已有文献记载。
钱允庆不仅医术特别是血管外科医术很扎实，关注医术前沿的学习精神也超越同事，他清楚地记得：《中华外科杂志》一年前有过动物断肢再植的专题实验报告。
也正是有此成功的动物实验报告，钱允庆才敢拍板决定做这首例人体断肢再植手术。
二、断肢再植科研项目启动于“大跃进”年代
在现代外科史上，对断肢再植的研究早在1887年就已经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动物断肢再植实验是从1903年开始的，整整半个世纪后，在中国上海实现了超越外国人的首例成功。
当下的不少中国“文化人”习惯于“非黑即白”的绝对化思维，将新中国“大跃进”的社会风气简单化为“吹牛皮，说大话”。现实生活并没有那么绝对，“一分为二”不是一个西瓜切两半，就像太极图，“阴在阳之内，不在阳之对”。
在中国，由于几千年等级制度的束缚和等级观念的积淀，人们习惯于在金字塔式的阶级结构中敬畏等级上端的权威，习惯于依自己的社会地位遵循既有的等级秩序。
青年时代就立志“粪土当年万户侯”的毛泽东，对这种压抑底层大众、束缚青年人的传统观念和传统秩序深恶痛绝。新生的人民政权建立后，毛泽东以其独有威望和独特的语言风格，为草根大众，为年轻人，展开了一次次民本主义“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宣传——举例“说明青年人是要胜过老年人，学问少的人可以打倒学问多的人，不要为大学问家所吓倒”[毛泽东1958年5月8日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转引自《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三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345页。]，题词讴歌“卑贱者最聪明”，痛斥“高贵者最愚蠢”[1958年5月18日晨，毛泽东就安东机器厂试制成功三十马力单缸轮胎式拖拉机，题写了《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的批语，转引自《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三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352页。]，构建“六亿神州尽舜尧”[毛泽东：《七律·送瘟神》，作于1958年7月1日。]“遍地英雄下夕烟”[毛泽东：《七律·到韶山》，作于1959年6月。]的民本主义理想社会……
正是在这翻天覆地的思想改造、思想解放的历史大潮中，几乎所有的专家都放下了架子，融入人民群众之中，帮助年轻人，扶持年轻人，带领年轻人攀登科学技术高峰，蔚然成风。无数敢想敢干的青年人破除迷信，冲上了曾经是顶层精英一统天下的政治舞台、文学艺术舞台、文化教育舞台、科技创新舞台……
屠开元教授公开申报“献宝”之后，立刻挑选了所要扶持的年轻助手。出于慎重，决定先从动物实验开始。
项目正式启动后，虽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物资极度匮乏，江浙一带已经买不到可供动物实验用的活体，但医院还是用非常有限的经费派人到内蒙买回16条实验狗。最初，具体承担该课题实验工作是骨科的一位主治医生。不料，这位主治医生不适应狗身上的味道，要求退出。
于是，1960年3月，从哈尔滨医学院毕业才4年的住院医生赵定麟临时顶替了上去，同去的还有石膏技术员贾士勤。在屠开元的安排下，赵定麟具体负责断肢再植动物实验的手术全程设计、难点攻关和技术操作，兼任器械助手的贾士勤负责动物手术前的各种准备和手术后的饲养，第二军医大学生理学教研室倪国壇教授、曹毅讲师和第二军医大学附属第二医院骨科徐印坎副主任等也参与了进来。
屠开元是我国现代骨科的奠基人之一和现代矫形外科学创始人。据赵定麟回忆，每当赵定麟向屠老汇报实验方案、实验进程或具体请教实验难题时，屠老总是细心倾听，耐心指教，不但身体力行，严格要求自己的学生脚踏实地，还鼓励年轻人敢想、敢干，敢于超越自己的老师。
“大跃进”并非仅仅是“吹牛皮，说大话”的年代，起码，各行各业的“权威”“专家”是没架子的;起码，学术风气基本上是无私的;起码，一大批像“青年鲁班”李瑞环那样的“小人物”，前所未有地脱颖而出。
三、攻克断肢再植技术的最难关
动物实验的最初过程，赵定麟以后说起来自己都笑。就拿“断肢”来说，医科大学毕业生多是些习惯于“照本宣科”的“文弱书生”，开始的时候，很自然地采取外科手术方式，将狗腿一层一层地切断，非常符合临床医学的手术规范。
现实生活中，哪有这样“断肢”的?
“书生”不忍挥刀，只好请来没有书卷气的卖肉职工，让他用剁肉砍刀将狗腿剁断。
将狗腿剁断不难，真正的第一个难题，是缺少可供借鉴的技术资料。查遍上海所有的图书馆和医学资料室，仅仅查到前苏联《创伤外科杂志》上刊登有动物断肢再植的消息，且只有短短几段文字，基本上没有什么技术内容。
没有可供借鉴的技术资料也要干!
屠开元鼓励赵定麟：“先试一下。”
断肢再植最重要的技术，不是接骨头，也不是接神经，而是接血管。血管吻合不好，或者漏血，或者出现血管栓塞，而一旦血管栓塞，血流不通，营养跟不上，代谢解决不了，肢体就要肿胀、坏死。
赵定麟开头几例“预实验”，虽有屠开元教授的具体指导，但都失败了。失败最主要的原因，是血管吻合出了问题。
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所有的医院都没有手术显微镜，也没有显微外科手术器具，要吻合一两毫米的小血管，难度相当大。特别是现成的缝合线和缝针都粗，使用起来不仅损伤血管，导致血液渗出血管壁，还会引发血栓和血管栓塞。
吻合血管，最初曾打算用“缝合法”——改用马尾、头发、细蚕丝替代缝线，同时，磨细缝针的尾部，结果都不成。
于是，又设想用胶水粘合血管，结果还是不行。
缝合血管和粘合血管的办法都行不通，于是，想到“套接法”，就是把断离的血管固定在一个特制的套管上。其操作过程是，先将血管断端伸入一个特制的不锈钢管内，再将血管内膜翻转套在套管外，然后，再将另一血管断端套在已翻转的血管壁上，最后，用细丝线结扎。
但套管的选材问题又随之而来。选用塑料管吧，刺激性大，生物相容性差。试用羽毛管吧，那东西表面光滑，难以用丝线结扎固定，且无法使其标准化。一一试用，又逐一否决。
当时，世界上只有18.8规格的钴铬钼合金不锈钢材是最佳医用材料，但这种材料国内不能生产。
困难难不倒英雄汉。赵定麟他们想到了“逆向制作”，就是使用从英国进口的用于治疗骨折的“髓内钉”，先做退火处理，锻压成钢片后，再加工成薄型医用血管套管。
隔行如隔山。临床医生去跑“钢铁工业产品”的加工，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不知跑了多少冤枉路，也不知临时讨教了多少“炼钢知识”，经过多次返工，多规格的薄型医用血管套管终于由上海笔尖四厂和注射器针头厂按照设计方案的要求制作加工成功了。
那时没有“举国体制”一说。赵定麟得到非医疗器械工厂的无私支援及大力协助，按当时的说法，叫“社会主义大协作”。
发明了“套管式血管吻合法”并且有了特制的不锈钢套管后，断肢再植动物实验的最大难题迎刃而解。
断肢再植的血管虽然接通了，但新的问题又出现了：手术后早期，由于失血和疼痛，实验狗尚能安静地躺在窝里。一旦伤情稍许稳定，它就要本能地乱动，起来吃食，出去排便，再不就是舔伤口。血管上的套管两端虽然各有一条用于固定结扎丝线的环状凹槽，但活动过多，套管还是容易滑脱。而套管一旦滑脱，前期实验即前功尽弃。
经过冥思苦想，又琢磨出一个办法，就是将套管两端加工成“倒刺”状，以钩住断离的血管。
“外翻刺式血管吻合套管”发明思路有了，制作又遇到了麻烦——到哪去找合适的电钻呢?赵定麟想到了牙科医生用的牙钻，白天人家看病要用，夜深人静的时候才能去借用一下。
至此，赵定麟等攻克了最为重要的世界级的断肢再植技术难关。
四、断肢再植动物实验完成于三年困难时期
神话故事《西游记》中的唐僧师徒西天取经，要经历九九八十一道磨难。屠开元、赵定麟师生们探寻断肢再植之路，遇到的难关也不少。使用改进的“外翻刺式血管套管”后，虽然攻克了小血管吻合这一断肢再植最为重要的技术难题，为实验狗的断肢再植重建了血液循环，但意想不到的情况又出现了，断肢在术后第三天发生了水肿，并在第七天达到最严重状态，断肢皮肤肿得呈现透明状态。
这是个致命的病兆，因为肢体肿胀后，肢体组织内的压力会随之增加，这压力又直接压迫手术吻合的血管，使血流速度变缓，直至血管管腔被堵塞。而一旦出现血管栓塞，肢体组织的新陈代谢就停止了，皮肤温度下降的同时，肢体的颜色就会由粉红色变成暗褐色，并在8-12小时后坏死。
经过分析，肢体水肿主要是由于术后静脉血液和淋巴液回流障碍造成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在屠开元教授的指导下，赵定麟试用了多种办法——常规的高渗盐水外敷，结果，肢体水肿依旧;用抬高肢体的办法促进静脉血液和淋巴液回流，还是不行，因为狗要乱动，你也没办法让它听话。
最初，曾想到通过切开皮肤来放掉血水的办法，但很快被否决了，因为怕引起感染，且不利于伤口愈合，还容易继发血管栓塞。
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赵定麟只好孤注一掷，把实验狗肿胀的皮肤切开，引流，冒险一试。没想到，奇迹发生了，淤积在体内的血水通过切口溢出来后，肢体的水肿迅速消退。
又一个断肢再植的技术难关得以攻克。
动物实验到此还没有完结。实验狗在手术过程中，由于失血过多，体质急剧下降。要避免因体质衰弱而导致手术功亏一篑，就得补充营养。补充营养最便捷、最常规的办法是输血。可是，医院当时根本就没有备用输血的健康狗。
万般无奈，只好采取加强营养的办法。上了年岁的人都知道，在三年困难时期，全国上下都在勒紧裤带过日子，人都吃不饱，哪儿还有狗吃的营养品呢?赵定麟把一家人每月仅有的半斤肉票拿来，到市场上买高价咸肉喂狗，再喂一些奶粉和豆奶粉，终于，以当时非常奢侈的生活待遇，保证了实验狗术后体力的恢复。
按照屠开元指导设计的方案，在16条实验狗中，有5条做了腿部未完全断离后的再植，其中有3例成活;另有11条做了腿部完全断离后的再植，其中5例成功。失败的实验，多在实验初期，即预实验阶段。
动物断肢再植实验成功后，赵定麟执笔的论文按照当时医院的规定交给了医院医教处。医教处则把论文寄给了《人民军医》杂志。《人民军医》杂志是一家中级期刊，编辑很有水平，收到论文一看，立刻发现了其中非同凡响的学术价值，随即，将论文转给国内最权威的《中华外科杂志》。
1962年1月，屠开元领衔、赵定麟执笔的《离断肢体再植术的动物实验》报告在《中华外科杂志》上发表。
屠开元、赵定麟等领先世界断肢再植领域的非凡科研成果，直接为我国首例人体断肢再植的成功奠定了可供沿用的临床技术和坚实的理论基础。
首例人的肢体断肢再植手术在上海第六人民医院成功后，有关部门在询问医疗技术源头时，发现了屠开元、赵定麟团队非凡的医学科技贡献，随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为屠开元记一等功，为赵定麟记二等功，为徐印坎记三等功，为课题组记集体三等功。
在断肢再植领域，扎扎实实、埋头苦干、默默耕耘的临床医学科技工作者还有。
我国手外科专业的开拓者、奠基人王澍寰教授，自1959年在北京积水潭医院创建了我国第一个手外科后，也进行了一系列基础研究。1963年，王澍寰教授在国内外最早开展了直径在1.0mm以内的显微血管外科实验研究，取得了家兔断耳再植成活，并获得临床断指再植初步成功。此成果于1965年分别在《北京医学》和《中华外科杂志》上发表，是这一领域国际上最早的报道。
可以说，如果没有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首例断肢再植的偶然成功，中国临床医学科技工作者也一定能在相近的时期独立自主地攻克这一临床医学科技的坚固堡垒。
五、首例人体断肢再植众人拾柴火焰高
第二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的屠开元、赵定麟等发明并领先世界的断肢再植“血管套接技术”成功了。然而，屠开元、赵定麟他们正在等待的人体断肢再植临床应用机会，却在一个不经意的时刻，突然降临到另一家毫无准备的友邻医院。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院史，不仅记载了在这次人体断肢再植手术中，最关键的血管吻合，以及随后的软组织缝合，是血管外科专家“钱(允庆)副主任亲上手术台”做的，还如是记载了这次手术的决定、手术的准备和手术的过程：
……钱允庆当即吩咐将病人送手术室清创准备手术，自己立即到图书室找资料。手术开始不久，王智金医师来到手术室，当时发现陈中伟医师已将骨折两端原位用钢板螺丝钉固定好，随即提出建议：“这样原位固定，神经、血管及其他软组织是不够的，要缩短首(断)端，以避免套接血管的张力。”陈中伟医师接受了建议，立即拆除固定，将首(断)端缩短2公分后重新再固定。[《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1918～1991)》，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院史编写组1991年编印，第92页。]
中国现代普通外科的主要开拓者裘法祖教授曾经担任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顾问，对于钱允庆在这次手术中的作用，他在回忆录《写我自己》(人民卫生出版社2009年版)中记述：
果不出所料，他的工作十分出色，在1963年和陈中伟医生成功地为一工人接活了已断离6小时的左前臂，获得了国际上的好评。当时，陈中伟医生接好了离断的尺骨和桡骨，而动静脉的修接是钱允庆施行的，因此，对这个成果钱允庆医生起了重要作用。
面对可能降临的世界级荣誉，当年医务工作者的思想并没有如今这么复杂，他们想的、做的，是一心一意治病救人。
钱允庆查到《中华外科杂志》上的《离断肢体再植术的动物实验》报告并了解了屠开元、赵定麟等发明的“套接血管技术”后，立刻赶回手术室。由于断肢再植的医疗技术和医疗器械准备不足，手术仓促上马，还没上手术台，钱允庆就遇到一个难题——没有文献要求用于接血管的不锈钢套管。
钱允庆赶紧向屠开元、赵定麟所在医院求援，请求支援用于接血管的不锈钢套管。不料，那是个星期天，虽然赵定麟抽屉里放着各种型号、粗细不等的不锈钢套管，但此时屠开元和赵定麟都不在单位，值班医生刘忠义因前一段时间“下连队当兵锻炼”，不了解屠开元、赵定麟他们从事的动物断肢再植实验，于是，简单地回绝了钱允庆的请求。
就在这个节骨眼儿上，不知是谁灵机一动，想起了那个年代小女孩扎辫子的空心管塑料绳。但没想到，临时找来的空心管塑料绳拿到手术台上一试，竟然不合适，粗了!
那是一个弘扬草根大众智慧、无名小辈各领风骚的年代。手术室护士长宗英急中生智，手术台前应急献策：“把塑料管用热水烫一下，再一拉，不就细了嘛!”
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人帮。使用拉细了的塑料管做套管，钱允庆顺利吻合了患者断肢的血管，随后，又亲自缝合了断肢的软组织。整个手术历时七个半小时。
断肢接上后，由于静脉和淋巴回流不畅，第二天，患肢发生肿胀。钱允庆等只好再次向屠开元所在医院求助。
年已花甲的屠开元院长因工作忙，不能分身，由骨科副主任徐印坎前往指导。
徐印坎医师一到，立刻告知：“我们医院做狗腿断肢再植实验时，也要发生肿胀，我们认为是淋巴液和血液回流遇到障碍后，淤积皮下造成的。解决的办法，就是切开皮肤，放掉血水。开始的时候，我们也不敢切，怕感染。可是，又没有别的办法。结果，凡是切开皮肤放掉血水的，都接活了，不切开皮肤放血的狗，都死了。”
果然，采纳了徐印坎建议的办法后，断肢的肿胀立刻消除，世界首例人体断肢再植手术成功了。
那时的“社会主义大协作”不仅无私，而且高效!
六、荣誉定格中的境界
首例人体断肢再植手术成功后，最初的一段时间，医院上上下下都没当成太大的事情。
引起举国轰动，是因为一次偶然的关注。
事情都过去几个月了。一天，医院领导到市卫生局开会，休息闲聊时，把这本来应该做专题汇报的惊天大事，随口告诉了卫生局领导。
偏偏这位市卫生局领导十分关注医学科技的前沿动态，一听，立刻大喜过望，于是，才有了时过半年后轰动全国的报道热潮。
这次报道热潮是精心组织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摘取断肢再植领域“世界第一”的桂冠，以振奋被列强几百个不平等条约压抑一百多年的民族精神!
虽然，美国的马欧特和麦克哈姆已经在前一年先于中国成功地完成了一例臂肘上部断离的再植手术，但由于他们接活的手后来坏死了一根手指，所以，一年后在罗马召开的第20届国际外科大会上，中国以5：4的微弱多数险胜对方，获得了“世界首例”的评判。
首例人体断肢再植成功的消息见报不到一个月，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接见了首例人体断肢再植手术的有功人员(缺外地进修医生奚学荃)。随后，国家卫生部在上海为有功人员授奖庆功，其中，陈中伟、钱允庆记大功，王智金、鲍约瑟、宗英、华景燕记功。
时代，需要背负“东亚病夫”恶名上百年的中国人登上世界临床医术圣坛的顶端。
而登顶夺冠，则需要与世界惯例“接轨”——将首创断肢再植术光荣群体中的一人，推至前列。
在随后的报道中，骨科陈中伟医师被排到第一名。
毋庸讳言，创造世界首例断肢再植光辉成就的，是“举国体制”下提倡“社会主义大协作”年代的一个专家与草根水乳交融无缝隙合作的无私群体，其中，决策人是钱允庆和王智金，主刀医师是钱允庆，其断肢再植关键技术——“套管式血管吻合法”发明人是屠开元、赵定麟等，术后关键问题的临床医术指导是徐印坎、赵定麟等，手术台智慧贡献者有护士长宗英等……
不难看出，这个群体创造出来的奇迹，正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缩影。
至于当初的功臣排序，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流传的解释有多种版本：
版本一是“人缘说”——钱允庆这个人医术好，又是华东地区足球联队的队长，率队参加过第一、二届全国足球赛，有本事，名声大，但生就傲骨，敢说敢干，不讨个别领导喜欢。
版本二是“骨科说”——患者是骨科接收的，应该把骨科医生排在前面。
“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18页。]任何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都不能游离于历史环境之外。审视桂冠归属的视野一旦脱离了历史大背景，也就很难解释新中国第一代医务工作者的精神境界，所以，笔者倾向认同第三种版本的解释，也就是“年轻说”：
如前所述，当年我国首例断肢再植成功的对外宣传目标，不是简单的“评功行赏”，而是要为曾经被外国人藐视为“东亚病夫”的苦难祖国，摘取令世界瞩目的断肢再植领域“世界第一”的桂冠，以振奋被列强几百个不平等条约压抑一百多年的民族精神。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其“领军”人物能代表新中国开创的新成就。在新中国百废正兴的火红年代，扶持年轻人，重视“小人物”，宣传新中国培养出来的新一代，是振奋曾一盘散沙任人宰割的整个中华民族精神的时代潮流。钱允庆是旧中国大学培养出来的，而骨科陈中伟医师是新中国大学培养出来的，于是，有了不以个人利益为重的时代性选择。
这时代性的选择，不管怎么说，确确实实地折射了新中国第一代医务工作者为追求大同而压抑小我的崇高境界!
当然，与世界“接轨”后产生的“权威”，以及在“市场化”改革中得到空前强化的“权威效应”，则是另外一个话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