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诸权利中，生命权居于首位，是所有权利中最重要的权利。因为如果生命不存在了，一切权利将无从谈起。健康权、人身安全权除生命权外，高于其他权利，也是最重要的权利。因此，任何权利只要与上述权利发生冲突，只能让位于生命权、健康权和人身安全权。
屈指算来，武汉封城已经四十天。正是这一举措，有效的避免了瘟疫在全国乃至世界范围的大暴发。试想，如果“封城”不是在大年三十那天果断实施而是再拖延一周，以中国人对春节的“狂热”，必将是如此景象：娱乐场所和旅游景点人头攒动、摩肩接踵；各类饭店、酒店座无虚席、人满为患；歌厅、舞厅灯光摇曳、轻歌曼舞；走亲访友、迎来送往络绎不绝；聚会、酒宴应接不暇。而正月初三至正月初六又将迎来节后返程高峰，从北到南、从西到东、从边陲小镇到繁华都市，将会发生几十亿人次的人口大迁徙。如此大规模、大范围、密集且密切的人员接触，以新冠病毒如此超强的传染能力，被病毒感染的人数绝对不是目前的八万，也不会是八十万，甚至不会是八百万，而极有可能是八千万，甚至是八个亿。诸位已经看到了，目前八万的感染人数已把整个社会整成这个样子，若感染的人数增加一百倍倍或者一千倍甚至一万倍，那将会是怎样的情景？仅就这一点而言，对于封城的举措给予怎样高的评价都不过分。
然而，这一举措却曾一度招致批评。封城之初，域外某国和某些人士指责这一举措侵犯“人权”，而国内有些人也对这一措施甚为不解，颇多微词。最近几天，还有朋友和我讨论这一措施的侵权的问题。
切断疫病的传播途径，是防止瘟疫蔓延唯一措施。瘟疫一旦暴发，封锁疫区，是隔离感染源、阻断传播途径的有效办法，也是古今中外通行的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法》也明确规定了这一防控措施。应当说，武汉采取封城举措，是有充分的法律依据的。
既然有人对这一举措尚存疑问，就需要从法理层面做一点解释，讲清楚为何可以采取这样的措施。
无庸讳言，封城确实对人们的工作和生活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限制甚至剥夺了人们对某些权利的行使。甚至因防控措施在执行过程的疏失，也确实发生了一些问题。然而，如果不采取封城措施，任由疫区人员自由活动或随意出入疫区，就无法阻断瘟疫的传播路径，瘟疫就会肆意蔓延，不但疫区的每个人都有被传染的可能。在人流和物流迅捷流动的今天，特别是在春节这一特殊时期，病毒就会随着人口密集且迅速流动而传播到全国的每一个角落，这样的话，每个地区都有成为新的疫区的可能，所有人的生命健康都将面临威胁。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生命健康权与自由活动、自由通行等权利无法同时得到保障。某项权利的行使，必须以牺牲另一权利为代价。这就是所谓的权利冲突的问题。
权利冲突通俗的讲就是权利间相互“打架”。有关权利冲突的问题，法学界已经探讨多年，至今尚未达成共识，以至于至今尚未有一个公认定义。有关复杂的权利冲突问题还是留给法学家们去研究，在这篇短文中只想简单的介绍一下当权利发生冲突时该如何抉择。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章对公民的基本权利做出了规定，《民法总则》第五章对民事主体所享有的民事权利做出了具体规定，有关法律法规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所享有的其他权利也做出了规定。这些权利均是法定权利，受法律保护。然而这些权利却不是等量齐观、完全“平等”的。从“地位高低”角度来考虑，可以分为高级别权利和相对低级别的权利；从权利的重要的程度的角度来考虑，有的权利居于重要地位，有的相对居于次要地位；从价值大小的角度来考虑，有价值大的权利和相对价值小的权利。总而言之，权利主体的地位平等，但是不同的权利却不是平等的，有等级之分、大小之分、主次之分、顺序之分。当权利发生冲突时，只能选择保护等级高、重要的、价值大的权利，放弃、牺牲掉相对次要的权利。古人有云：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大，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这就是当权利发生冲突时的抉择原则。
尽管权利的顺序如何排列尚无定论，但是，下述观点已达成共识：基于权利主体而产生的与人身不可分离、与生俱来的生命权、健康权、人身安全权、人格尊严等权利应高于其他权利，基本权利应高于从基本权利派生或衍生的其他权利。
也就是说，在诸权利中，生命权居于首位，是所有权利中最重要的权利。因为如果生命不存在了，一切权利将无从谈起。健康权、人身安全权除生命权外，高于其他权利，也是最重要的权利。因此，任何权利只要与上述权利发生冲突，只能让位于生命权、健康权和人身安全权。
瘟疫夺人生命、害人健康，每个人都有被感染的可能，危及人身安全。当这些权利与其他权利无法兼得的情况下，为了保护人们的生命权、健康权和人身安全权，就只能牺牲其他权利，这就是本次封城的法理根据。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本文作者介绍：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律师。谋生之余，亦关注法治、民生、资本市场等领域的热点话题，希望能够为中国的法治建设尽点微薄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