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化“伟大民族复兴”三步走，第三步是从2000年到2050年，要经过半个世纪的奋斗，在前面（已经提前实现）的“翻两番”的基础之上，达到中国主要人均指标方面进入先进国家行列这样一个基本目标。如果说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中国在人均指标方面成为经济强国，也就是成为全球排在第一阵营中的一员，那么整个中国的综合国力，当然也要伴随着制造业实力的提升、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金融影响力和国防能力以及软实力等等的综合提升，达到中国实现伟大民族复兴的现代化愿景。
我们要进入这样一个门槛，不得不看到前面60年、70年全球大半个世纪中的统计现象给我们提出的警示：前六七十年，全球有一百多个经济体进入世界银行可比口径的中等收入经济体的发展阶段，但是能够如愿继续往上成为高收入经济体的是绝对少数。90%的经济体到了这个阶段，会突然碰到各种矛盾凸显以后的经济增长失速，进入停滞状态，好像落入了陷阱。所以，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比喻，我们不要太看重它的表述严谨不严谨，我们要看重它的实质内容——这样一个统计现象在警示我们，要在战略思维方面保持居安思危、防患未然的风险意识。中央在这个当口，也特别召开了专门的工作会议，强调我们要有防范风险的充分准备。
形成全要素生产率的新动力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种种不确定性面前，中国怎么样保持自己的确定性，怎么样进一步按照现代化战略，通过和平与发展实现伟大民族复兴的愿景，这就是我们现在要把握的核心问题。
在这个核心问题上，中央已明确给出我们推进路线上的一个基本概念，就是打造现代化经济体系，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企业界人士、市场人士，还有所有关心我们现代化事业的社会成员，要通过结构优化为主的深化改革和高质量发展，实现在原有发展基础上的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现在在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争取把中国现代化道路越走越宽的推进过程中，要意识到，解放生产力的关键一招是深化改革，而中国改革到了深水区。总书记已说了多次要冲破利益固化的藩篱。使改革取得决定性成果，在深水区攻坚克难，把硬骨头啃下来，这是我们全社会共同努力才能实现的。
要以生产关系自我革命的继续深化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在现实生活中，我们面对的是错综复杂的一个大系统。面对这样一个大系统，现在地方政府和企业层面感受到的突出问题是经济下行的压力。2019年，党中央、国务院反复强调，在明显的经济下行压力面前，我们要进一步通过做好自己的事情，形成高质量发展的新旧动力转换。在这方面，新旧动力转换的新动力，从何而来？
要求供给侧可运用的各种要素有更高水平的新的组合：我们不否认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在合乎逻辑地提高，表现为全社会都普遍感到的用工贵、民工荒；自然资源开发从土地的开发利用开始，综合成本已经越抬越高，这也就是大家都感受到的，中心区域还要不断扩大，而建成区扩大中最突出的问题是城乡结合部土地的征地拆迁补偿，不得不在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之下形成越来越高的开发成本，代表的是自然资源开发在成本方面迅速抬高；我们的资本总体上要比前些年充裕得多了，但大家却普遍感到，特别是民营企业感到，融资难、融资贵，手上有钱的金主，又感觉没有好的投资对象。这些矛盾，更多反映的是结构问题。
我们面对着劳动力、自然资源还有资本这些要素支撑力的下滑，面临经济下行这样一个局面的时候，我们要更多地考虑依靠科技创新的要素、制度创新的要素，形成所谓全要素生产率里的新动力，实现新旧动能的转换，以制度创新打开科技创新和管理创新的空间，调动一切潜力、活力和积极性，实现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这样来打开我国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引领新常态。
本文原发于社会科学报。
(本文作者介绍：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