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世界陷入了巨大的惶恐。上亿人被关在了家里，上百万重要领域的从业者、或是那些得不到国家救济生活就难以为继的民众仍然在外工作。好几千人躺在特殊护理病床上，照料他们的是好几万医学专家以及医护人员。医疗设备短缺，病人来不及照料是摆在他们面前的一大难题。还有一小撮人——那些亿万富翁们相信他们可以将自己隔离在飞地中。但是病毒是不分国界的。新冠病毒的变异推动着全球疫情进一步升级，将我们全人类的命运牢牢地控制在了它的掌心。即使在中国似乎已经出现了拐点，但世界其他地区的疫情发展态势仍然令人望而生畏：黑暗的隧道尽头存在着曙光，但目前仍然黯淡。
既无能又无情的政府将重锤狠狠地砸向社会，全然不顾那些资源匮乏者的处境。对于社会阶层中的精英或是中产阶级的群体来说，他们可以安然地待在家里，通过网络远程办公，并且在家充当老师教教孩子功课。然而，对于另外数十亿的外出务工人员、临时工、勉强糊口、无家可归的人来说，他们的生活却是截然不同的样子。封锁、隔离、保持社交距离——这些字眼对于每天努力工作去改造世界和生产数百万件商品的数十亿人来说，没有任何意义，因为他们并没有从中受益。但相反，他们的辛勤劳动却着实让少数人的腰包鼓了起来。这些人恐于面对使他们变富有的现实，从而裹着他们的钱财远远地躲在背后。
意大利作家弗朗西斯卡·梅兰德里(Francesca Melandri)在《未来写给法国的信》(登载于法国自由报(Libération)，3月18日)中写道：“阶级将带来一切的改变。被隔离在一个有漂亮花园的房子里和住在一个人满为患的群住房中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同样在家办公或是眼睁睁地看着丢掉饭碗，其中的心境也会不同。我们每个人都在这一流行病的逆流中奋力行驶，然而我们搭乘的船只却看起来不尽相同，或者可以说是确实不一样。”OluTimehin Adegbeye的事迹正印证了她的判断，Adegbeye在她生活的拉各斯市(尼日利亚)掌管着600万名日薪工人。即使他们在冠状病毒中存活了下来，它们也会死于饥饿(其中，风险最大的是在家中照顾病患的妇女和女孩——就像医务人员一样，她们中的大部分人可能会染上病毒)。在南非，国家威胁要将工人们赶出小棚屋，称他们需要拆除这些拥挤不堪的建筑。来自开普敦Ndifuna Ukwazi(译者注：非政府组织，社会正义联盟)的Axolile Notywala道出其中原由：“说是‘缓解人口集中’，其实只是为了粉饰“强制驱赶”之举。”这就是此次疫情中全球工人阶级的遭遇。
这种阶级差异在德里(印度)的阿南德·维哈尔(Anand Vihar)枢纽车站被演绎得淋漓尽致。由于印度封锁国门，成千上万的工厂工人和服务业工人密密麻麻地挤在一起。我们的资深研究员P·塞纳斯(P. Sainath)写道，“目前唯一可供工人阶级使用的交通工具”是“他们自己的双脚，除此之外也有些人骑自行车回家。当火车、公共汽车和货车停运时，很多人会被困在半路。如果这一情况进一步恶化，会有更多的人因此坠入深渊，这一点很恐怖。想像一下人们成群结队步行回家地场景，他们有的从古吉拉特邦的城市到拉贾斯坦邦的村庄;有的从海得拉巴到偏远的特伦甘纳邦和安得拉邦的村庄;有的从德里到北方邦，或是更远的比哈尔邦;甚至有的从孟买出发，走到他们各自的目的地，至于他们要去的地方多到没人能数得清。如果他们没有得到任何救济，他们能够获取的食物和水会急剧减少，最终可能会触发灾难。比如说他们可能会患上腹泻、霍乱等其他存在已久的疾病。”
30岁的Neeraj Kumar在一家布料厂工作，在这里工人的工资按件计算。他对《连线(The Wire)》杂志说：“我们没钱了，但我有两个孩子，我该怎么办?我们住在租来的房子中，没有钱也没有食物。”他将不得不前往两百公里外的布道恩(Budaun)。同样，来自马杜巴尼(比哈尔邦)的Mukesh Kumar，他将踏上1150公里的迢迢征途。他之前在一家食品专营店工作，在那里作为劳动报酬的一部分，他会获取一些食物。但是现在那家店关门了。他说：“我现在身无分文。一旦我被感染，这里没有人会照顾我。所以，我要离开。”
三大洲社会研究所的德里办公室对服装工人进行了一次调查，这些人中的大多数没有长期工作。其中一位工人告诉我们：“我们把家人留在了村庄，自己到这里打工。我们努力工作，只为赚取很少的额外收入来养家糊口。”在接受我们采访的工人中，有四分之三的人表示他们是家庭中唯一的劳动力。农业危机削弱了他们家庭的收入能力，他们的家人一边靠着这些外出务工人员寄回的钱来维持着生活，一边还得为村庄家庭生活的社会再生产提供无偿的劳动。现在，正是这些得不到国家支援的工人正在启程回家，带着他们的冠状病毒一起回到农业危机漩涡的中心。
在这些工人离开德里之际，三大洲社会研究所的研究员乌梅什·亚达夫(Umesh Yadav)写道：“这些外出务工人员不是突然从天而降的，他们一直存在于每座城市的边缘：有的在贫民区，有的在贫民窟。是那些精英们故意将他们隐藏起来，试图让外界不去注意到他们的存在。”他们现在在大马路上排起了长队，陆陆续续地离开城市。顿时我们对他们动了恻隐之心，但这显得苍白无力。我们所要改变的是那套利用他们，使他们仅能勉强过活，并最后把他们狠狠抛弃的体制。在这一片可憎的土地上，社会不公的丑陋世相在人们心中激起了阵阵哀伤和愤怒。
当三亿临时劳务工长途跋涉离开城市回到他们的家园后，政府命令他们呆在家里三周，那么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在这三周内，因为工人们手上没有攒够钱，也没有充足的物资，所以他们很难存活下来。这时，政府该做的是通过公共分配系统和免费食堂组织食物供应(正如三大洲社会研究所的苏宾·丹尼斯(Subin Dennis)所指出的那样)。如果没有这一系列的计划，全球大流行将导致大范围的饥饿和饥荒，这也可能加剧农村危机，因为封锁造成劳动力短缺，从而会导致芥末、豆类、稻米和小麦等冬季作物不能完全收割。在印度，冬季作物的歉收无疑将是一场灾难。
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sation, ILO)估计，全世界至少有2500万人将因冠状病毒失去工作，而且他们随之将失去大约3.4万亿美元的收入。但是,国际劳工组织总干事盖伊·赖德(Guy Ryder)对此做出了一个准确的判断：“已经很明显，这些数据可能低估了影响的程度。” 早在新冠疫情之前就已经有7100万人无家可归，且每2秒就会有1人流离失所。这些“刺激方案”的出台也并没有给他们带来一丁点好处。最终会有多少人变得一无所有，这数据实在庞大到难以估计。中央银行将数万亿美元的巨资注入金融机构和大公司的保险箱中，以及亿万富翁的金库中。从天而降的钱也都奇迹般地卡在了一幢幢顶层豪华公寓里。那些上顿不接下顿的数亿贫苦百姓无法接到一分钱，因为这些钱根本就不打算落到他们手中。
凯菲·阿兹米(Kaifi Azmi，1919-2002)创作的诗作深入挖掘了印度农民和工人的处境，他曾创作过一首歌唱建筑工人的诗歌《房子(Makaan)》：
宫殿建成，
他们就立马雇人将我们驱赶出去。
我们躺在烂泥中入睡，
耳边回荡着工地传来的阵阵嘈杂声;
我们早已疲惫不堪，
但心却仍在止不住地砰砰跳动，
我们紧闭双眼，
浮现在脑中的仍然是宫殿的样子。
白天，我们一如既往地挥汗如雨，
夜晚，一发发箭从黑暗中射来，刺入我们的双眼，
今晚，空气灼热。
在这滚烫的人行道上，我们无法入睡。
起来吧，大家!
我也将起来。你也起来。还有你。
我们戮力同心，
这样才可以在一堵堵坚固的墙壁上钻开一扇窗户。
由左翼民主阵线领导的印度喀拉拉邦，是那可怕的墙上的一扇窗户。政府正在喀拉拉邦为需要住所的外出务工人员开放数千个收容所。截至3月28日，144,145名工人已被安置在了4603个收容所，并且更多的收容所正在陆续对外开放。此外，政府还在为无家可归者和贫困者建立收容所——迄今为止已开放了44个收容所，共收纳了2569人。整个喀拉拉邦开放了社区食堂，提供免费热餐;对于那些不能来餐厅的人，食物会被送到家中。
